发现亳县早期党组织成员合影照片

       阜阳师范大学皖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杨新宇主任上传一张老照片

       这张照片发出来后，引起地方文史研究沈国磊老师注意，他仔细查找资料，并对比了人物照片，发现这是亳县最早的党组织中共亳县特分委成员合影照！ 

       据亳州党史资料：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皖北临时特委决定建立中共亳县特分委。这是谯城最早的党组织，它曾积极配合了阜阳“四九”起义，在党领导的亳州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十军杨虎城部奉命出师潼关，沿陇海路东进迎战直鲁联军，策应北伐军主力北进。8月，杨虎城的十军在归德（商丘）以东连续激战，损失惨重。杨在危难之际，电请其挚友共产党人魏野畴协助，魏受省委指示前往支援。杨虎城任命魏野畴为十军政治部主任。根据当时形势，魏、杨商定脱离火线，经归德撤到亳县、太和境内休整。

       1927年12月，中共河南省委先后派共产党员南汉宸、高望东等从开封到皖北，向高、杨两军党组织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成立了中共杨军特委，南任书记。党在高、杨两军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1928年1月，蒋介石派韩振声到杨部逼其“清党”，并要逮捕南汉宸、魏野畴等共产党员。

       为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魏野畴于1928年2月9日在太和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建立中共皖北临时特委，魏野畴任书记。为执行党的“八七”会议决议，决定举行皖北土地革命大暴动，会后即派员来亳县建立组织，开展工作。

       1928年2月中旬，共产党员蒋听松、张友清、王世英、张励吾、寇子严等，在亳城北关白布大街山西人经营的一家钱店的楼房里举行会议。会议由蒋听松主持，开了两天，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皖北特委指示，宣布成立了中共亳县特分委，蒋听松任书记，张友清任副书记，王世英、张励吾、寇子严为委员，张励吾兼秘书长。会议要求，必须以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武装；必须发动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必须开展兵运、农运、工运，执行皖北特委关于皖北土地革命大暴动的决定。特分委成员还进行了分工：蒋听松、张友清住亳城北关，负责全面工作；张励吾住南门外负责对外联络；寇子严仍回鹿邑负责冯钦哉师兵运工作；王世英到亳南谷堆一带负责农运工作。

       特分委成立后，立即深入群众，开展兵运、农运工作。特分委委员王世英首先在亳南十字城、双沟、淝河一带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反对苛捐杂税”等革命道理，织织贫苦农民向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开展抗租、抗粮、抗捐、抗税、抗债、抗差斗争。农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寇子严在冯钦哉师的兵运工作也在积极地进行着。他以师参谋长的身份，在下级士兵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发动，该师党员由49人发展到180多人，建立了总支委员会。军运工作为我党掌握了一定的武装。蒋听松、张友清为传达党的“八七”会议决议，于2月底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4月初，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派陈云樵送来中央文件和特委指示。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委将原打算在5月举行的武装大暴动提前到4月9日。并要求亳县配合行动。中共亳县特分委遵照特委决定，立即通知各地，积极准备，迎接这次大暴动。

       1928年4月9日，阜阳农民赤卫队、革命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在皖北特委的领导下，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举行起义。这天凌晨，十九军教导团首先行动，当天中午即在行流集、王官集召开万人大会，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这时国民党组织反动军队，对新政权进行反扑，经过激烈战斗，给敌以重大杀伤，但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部队被打散。驻鹿邑部队因阜阳起义失败，太和、旧县集未发动起来，负责指挥的寇子严在未与下面同志联系的情况下即骑马出城，其他同志以为事已暴露，也纷纷出走，鹿邑暴动就此告终。亳南农民见军队出走，也没有行动。

       随着暴动的失败，反动势力、地主武装更加疯狂，到处搜捕和残杀共产党员。亳县特分委成员蒋听松、张友清、王世英等被迫转移。秘书长张励吾被国民党亳县反动当局杀害于城南门外。中共亳县特分委为配合阜阳“四九”起义做了积极的准备工作，虽然起义失败，但对当时的反动统治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提高了农民群众的觉悟，为以后党的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张照片就是亳县特分委二月中旬会议后的合影，蒋听松、张友清（张学静）他两个化妆成商人住在亳州北关，王世英、寇子严是军人装，张励吾是教员装。

中共亳县特分委书记——蒋听松

        蒋听松(1893-1952)原名蒋维岳，浙江诸暨人。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山大学讲师，不久到李大钊处工作。

       1927 年春，在高桂滋部任中共十九军特支干事。徐州会议后，蒋冯合作反共，蒋听松到杨虎城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部任秘书长。1927年6月，当十军驻防太和、鹿邑、亳县一带时，他与南汉宸、魏野畴等于1927年11月在太和县城组建了中共杨军特委，任宣传委员。1928年2月9日，在太和建立皖北临时特委。

   1928年2月中旬，蒋听松奉命组建中共亳县特分委，并任书记。为配合中共皖北特委领导的“四九”起义,他与特分委成员在十军第一师积极进行兵运工作,并在亳南一带开展农民运动。阜阳“四九”起义失败后,亳县特分委遭到破坏,蒋听松离亳转移。西安事变前,他随杨虎城到西安,任《西安日报》社长。

       全国解放后，蒋听松曾任全国政协资料室主任，后调文史馆工作。1952年8月，病逝于北京。

蒋听松，浙江诸暨人，担任过中共皖北亳县特分委书记，曾先后在冯玉祥、杨虎城以及卫立煌部均做过高官，自身的革命经历却少有记载。蒋听松与党的早期建立共青团的领导人俞秀松是同乡邻村，两村相距五六里路。蒋听松还有位曾在西柏坡给红二代担任老师的名叫蒋英的女儿，他的女婿还是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的叶子龙。

       王世英（1905—1968）字子杰，山西洪洞人出生在农民家庭，青年时代曾在山西国民师范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奉命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任三中队二分队队长和党支部委员。1927年3月初，为扩大党的影响，党组织派他到粤北韶关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陈嘉佑的新编第三教导师任第一团党代表办公室主任。不久又被派往卫戍武汉的叶挺师当连长。旋即再被调到河南新编第十九军高桂滋部任第六师三团七营政治指导员，从事兵运工作。是年冬，随部队转驻皖北，任中共皖北特委亳州特分委委员。

       1928 年春，参加皖北暴动失败后，他身染疟疾，无人照料又无钱医治，贫病交加，只好暂回洪洞老家养病。一心想着革命和干一番大事的王世英身体稍有好转即告别亲人，再次背井离乡踏上征程。7 月，在北平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政治部任科长。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了解阎军的内部情报，联络各地失散的同志，并向阎军和其他部队派遣人员。同年秋因敌怀疑而被关入西交民巷的监狱 3 个月，后经营救出狱，但与党失去了联系。在寻找党组织期间，王世英先在阎军中任副营长和山西卫生团政治处主任，参加反蒋作战。他看到了阎军的腐败，对阎的反蒋战争感到失望，毅然离开。

       1931 年春，他东奔西走，饥寒交迫，艰难地寻找党组织。他听说南汉宸当了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当即赶往西安接头，令人失望的是没能接上关系。他由同学介绍到杨虎城西北军任副营长。为人正直、同情共产党的团长十分欣赏和爱惜他的才华和能力，有意提拔他为营长。但王世英一想起这几年同党失去联系，像孤儿一样在茫茫大海中漂泊的痛苦，他对团长说：“为了搞革命，我宁可舍弃一切”。然后，挂冠而去，踏上了去上海的列车。

       10月，王世英抵达上海并顺利同中共中央军委接上了关系，汇报了西安的情况。党组织于年底派他到南京以特派员身份开辟工作。主要任务是恢复建立地下党组织网络，收集情报，在隐蔽战线开展秘密斗争。离沪前，陈赓亲自向王世英面授重任，郑重地说：“世英同志，组织决定委派你为特科驻南京特派员，代号老余。现在敌我斗争的形势非常严峻，顾顺章和向忠发叛变以后，我们在南京原建情报网已完全暴露，幸亏伍豪同志及时安排，我们打入敌人上层的几个主要同志安全撤离了，可对他们下属网线的同志敌人一天也未放松追查，最近又有几个联络点被破坏，原来唯一的无线电台最近也失去联系。你要自己想办法先立住脚，再开展工作。紧急联络暗号是‘伍豪之剑’。”王世英肩负着党的使命和陈赓的嘱托，只身来到南京“虎穴”。此时南京黑云笼罩，军警密布，敌特猖獗，一片恐怖。他秘密到几个联络点接头，但它们均被破坏未联系上。后经仔细探察费尽周折才与地下党的同志接上关系。恰在此时，党的一个联络点被敌特严密监控，几位同志难以脱身，危在旦夕。而南京地下党经敌屡次破坏，力量极薄弱已无力组织大的活动。如何救助遇险的同志是个十分棘手的难题。王世英缜密思考，大胆决策，严密组织，从上海和其他地方抽调了一些同志配合行动，以出殡队伍为掩护，使被监控的数位同志乘机脱险，机智巧妙取得与敌第一次交手的胜利。

       紧接着，王世英召开党的秘密会议，对下一步革命斗争作了精心部署。他胸有成竹地说：“同志们战斗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出生入死，建立了许多功勋。现在南京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我们需要继续坚持地下斗争，但又要保证大家的安全，所以，组织决定，已在敌特面前暴露身份的同志今晚就乘船东去，护送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其余同志和我继续留下开展工作。我们搞了这次行动，敌人必将千方百计寻找我们新的线索。这一段要格外谨慎，暂停组织一切群众活动，要注意用合法身份保护自己，保持联系，随时准备投入新的战斗。”组织上考虑到王世英独身一人工作不方便，单身租房容易引起敌特怀疑，便从湖南浏阳调来女党员李果毅给他当秘书和报务员，假扮夫妻配合工作。

       1931 年，王世英原配妻子在原籍病逝。他和李果毅经过一年多并肩战斗心心相印，1932 年结为伉俪。并将儿子王敏清从老家接来一起生活战斗。王世英以商人为掩护，以“鸿昌南货店”为招牌秘密开展地下工作。国民党成立特务组织蓝衣社后他及时提议派人打进去，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先后派七八个同志打了进去，有的还到了重要岗位。有了深藏不露的“卧底”，对蓝衣社的活动情况，党组织都能了如指掌。这一阶段，在王世英领导下，南京地下党的力量得到保护且发展很快。他睿智运筹，精心布局，通过同学、熟人等多种渠道，派得力同志深入虎穴，一步步渗入和潜伏到敌人军政“心脏”部门，对敌动向能够础润知雨，及时了解，工作很有起色。敌人重兵进犯根据地时，他提前为上级提供了可靠情报，使党和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

       1933 年2月，王世英奉命调回上海。为了自己的信仰和梦想，他携妻带子投入了新的战斗。而此时上海形势十分复杂险恶。“左”倾路线使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受严重损失，连临时中央政治局也在上海难以立足，于 1933 年初被迫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上海临时中央局作为党中央的派出机构，坚持领导白区工作。王世英被分配在军委情报部门工作。1935 年 3 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后曾代理军委书记，主持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情报和联络等工作。在腥风血雨、刀光剑影中，他顽强地坚持开展秘密斗争，保存和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内线关系和情报网络，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中央虽已离沪迁往苏区，但上海的敌特机关并不知情，仍疯狂集中各系统特务数千人，广布眼线，严密侦查，不择手段地欲将上海中共地下组织一网打尽。面对日益严酷的形势和血的教训，临危受命的王世英深感白区斗争的艰辛险恶，一点也马虎不得。为保存革命力量，更好开展地下斗争，他认真审视研究敌特组织的狡诈手段和活动规律，制定了一套严密的白区工作纪律。他严格要求同志们认真执行纪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以应对白区地下斗争复杂多变的挑战。这一防范措施，堵塞了漏洞，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使狡猾的敌人无隙可寻，上海党的队伍得到有效保护。为配合苏区粉碎敌人的“围剿”，王世英加紧了对江西苏区周围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工作，向各地派遣了大批人员，遍及南方各省。每次都是王世英一对一和有关人员秘密谈话，布置任务，面授机宜。

       据张庆炎回忆：“受王世英指示，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和护送地下工作者。”王世英还利用各种关系和渠道与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建立关系并保持联系，精心领导组织地下工作者秘密战斗在敌巢心脏，及时获取并向中央提供了敌军的进攻计划、部队番号、行进路线、兵力部署、武器装备、主官姓名、电台呼号、波长密码、联络方式等详细而极有价值的可靠情报。

       此外，上海临时中央局加紧破坏国民党后方，决定炸毁一些桥梁、机场、油库等重要目标，他奉命组织实施，攻其不备，使敌首尾难顾，部署错乱。为加强上海同江西各地的通讯联系，他在南昌、九江和南京秘密建立了活动据点和联络机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安插了特情人员并建立了秘密交通联络渠道，努力支持党中央连续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为配合支援方志敏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红军，王世英组织发动沿长江南岸几个县的地方武装，一面发动武装起义协助红军作战，一面控制一些船只以配合红军渡江。方志敏不幸被捕后，他立即组织力量积极营救，速派人员去鄱阳湖同地下党联系，计划采用木船前往劫狱，但还未来得及采取行动方志敏就被害了。他悲痛至极，自责说：“还是我们工作没做好，让敌人抢先了。”在上海期间，王世英曾介绍许多著名人士参加和恢复党的组织，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就是其中之一。

       1934 年春，他介绍吉鸿昌恢复了党的关系，并代表中央局给其布置任务返回天津组织反帝同盟。特科下属的红队也称“打狗队”。全由意志坚定武艺高强的地下党员组成，枪法颇准经验丰富，是党的一支强有力的便衣别动队和突击队。地下工作情况复杂，瞬息万变险象丛生，王世英领导红队专门惩处叛徒和特务，多次完成急、难、险的任务。一次中央特科负责人武胡景去参加秘密会议，被叛徒告密，大批军警宪特包围了会场，由叛徒一一辨认。危急时刻，王世英带领红队火速赶往援救。他对队长朱军说：“只有叛徒一个人认识武胡景，只要干掉叛徒，敌人就抓不到武胡景了。你们先大摇大摆进到里面，然后瞧准时机下手，事完后设法脱离此地。”瞬间，红队枪响，叛徒倒地。一连几个急射，照明灯刹时灭了，场内一片黑暗，人们乱作一团。武胡景顺利脱险，红队神速撤离。翌日，报纸报道此战斗，惊呼红队神枪手大闹剧场，军警死伤惨重。更有甚者，把红队说得个个飞檐走壁、百步穿杨、来去无踪、神秘莫测，叛徒特务一听说红队就心惊胆颤。

       1935 年 9 月起，王世英奉命组织上海中央局机关和数百名党员开始向天津转移。之后，他出任中共北方局华北联络局 （情报部）负责人，开展军事统战工作。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想方设法，同各方面加强联系，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拓宽视野，积极活动，稳妥地发展共产党的力量，在较短时间先后吸收了40 多名新党员，团结了许多著名学者教授，如杨秀峰、张申府、张友渔、阮慕韩、董松、齐燕铭、吴晗等。他经常到他们家里促膝谈心，坦诚交流，讨论抗日战争的形势，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学者后来为党的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

       1937年春夏，为了鼓励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抗日决心，王世英受刘少奇指示向其转达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他还派张友渔和温建公以大学教授的名义到军官学校执教政治课，讲授国际时事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激励基层军官的抗日热情。又负责起草了给宋哲元的抗日建议，经刘少奇修改后呈送，建议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促其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提前做准备。

       1938年8月至1943年，王世英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负责对阎锡山第二战区抗日统战工作。临行前朱德说：“世英，我是代表党中央和你谈话，你肩上的担子不轻”，“你去办事处，是在阎锡山的老窝里扎下的一颗钉子”，“一是要拖住他，不让他投降日寇；二是要支持他，不让蒋介石把他吞掉，不然，我们陕甘宁边区同中央军之间的缓冲地带就没有了，将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困难；三是要警惕他，随时准备应付他的反共活动；四是及时掌握阎锡山的动态，随时向中央报告”。在与老谋深算的阎打交道五六年中，他坚持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大智大勇锲而不舍地做好统战工作。抓住各种机会多种渠道诸多方式向阎及其高、中、下层干部官兵做抗日工作，硬是把阎紧紧拖拽住坚持“守土抗战”。与此同时，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加强了与第二战区的经济往来，一方面有力地支持和稳住了阎，缓解了蒋给他造成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也为边区引进了大量物资，为打破蒋和日军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做出重要贡献。

       1944 年，毛泽东和朱德在接见王世英时说：“你们办事处工作做得很好，阎锡山做什么，我们随时都可以知道。”解放战争时期，王世英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敌工部长、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长、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等。他参加了与国民党的谈判和停战监督工作。在开展“高树勋运动”分化瓦解敌军方面卓有成效，在太原战役中积极参与了策动黄樵松军长起义的工作，解放天津中派特工进城里应外合配合攻城战斗，为人民解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1968年3月26日王世英同志逝世。 

       张友清（1904—1942），男，原名张学静，字新侬，陕西神木人。1942年7月7日在太原日军集中营内牺牲，时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司令部秘书长。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

      张友清出生于神木“能忍堂”张氏家族。据记载“能忍堂”张氏早期以行伍出身，400年间出过两个正七品武信骑尉、4个修武佐校尉，及众多乡饮介宾、国子监太学生、生员、文痒生等，进入到近现代多以经商为主。

      1921年，张友清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就读，接受进步思想，参加驱逐反动校长魏日清的学潮。1925年8月考入北平中国大学专门部，不久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中共党员。

      1926年，张友清暑假回乡，在县城青年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工人协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学生会等团体，领导群众开展清算县长庞仁安、劣绅姜封齐、乔济、王子文等人贪污罪行及抵制羊圈捐、反对基督教的斗争。组织庆祝北伐胜利提灯游行会，使本县民主革命形成高潮。在此期间，吸收贾拓夫等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成本县第一个团小组。

 1927年，张友清入国民党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学习。“八·七”会议后，先后在国民第十九军高桂滋部、第十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同时任中共安徽太和县委委员、河南亳县特委委员、县委书记等职。组织成立太和县青年革命研究会、农民协会等，领导农民开展抗粮、抗税、抗捐、抗差、抗债斗争。1928年发动

鹿邑暴动，因叛徒告密而未成。之后至直隶工作，重建中共北平市委，任市委书记。

      1929年10月，张友清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化名刘光远，以假情报应付敌人，并与狱外党组织保持联系。1930年被判处死刑，幸遇阎锡山下野而获释。随即被任命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1931年，顺直省委遭破坏，张友清再度入狱，在北平宪兵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后称北平市军人反省分院）关押5年。在那里，他和杨献珍、薄一波等党的领导人，通过绝食等手段，与国民党进行坚决斗争，再次被判处死刑，由于签订“何梅协定”而幸免于难。1936年9月经中共中央营救出狱。10月，未待恢复健康，即赴山西，任中共山西省工委书记。配合薄一波将王若飞营救出狱。

 1937年10月，山西省工委改为中共山西省委，张友清任书记。积极创建抗日根据地，指导了山西抗日工作。

      1939年1月，调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统战部长。1941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总秘书长，兼任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主任。他身体极度虚弱，两腿行走不便，但工作却有条不紊。彭德怀副总司令称赞说：“友清同志是一个非常精干有能力的干部。”

      1942年5月，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总机关被日军合围。突围时张友清被捕，被押入太原日军俘虏营。化名吴乃人，虽受尽折磨，始终未暴露其真实身份和党的机密。不久身患痢疾，日趋严重。在垂危之际尚鼓励同室难友：“要坚持下去，要活下去，迎接胜利的到来！”。

     1942年7月7日晨，张友清牺牲在日军集中营内，时年38岁。

       寇子严（1896—1945.11.23），曾用名寇密诚，字子严，以字行。山西省右玉县杀虎口村人。1919年春，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炮科学习。1922年，毕业后投身军旅。1924年，入苏联军事学院深造，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8月回国，加入国民军冯玉祥部，五原誓师后随军入陕，后投身北伐战争。四一二事变后，冯玉祥部实施清共行动，寇子严被迫离开冯部，赴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杨虎城部任职，任第十军冯钦哉第一师参谋长，秘密开展地下工作，并积极组织兵运活动。阜阳兵变失败后，寇子严被礼送出境。1928年后，寇子严与南汉宸、王世英等人奔波于宁夏、陕西等地，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七七事变后，奉组织派遣，对日伪军开展策反工作，出生入死，历尽险恶，促使了伪军（大汉军）的瓦解与覆灭。嗣后，寇子严受命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团邓宝珊部任髙级参议，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部队的思想教育和团结做出重要贡献。

       1945年11月23日，寇子严遭敌特暗害不幸身亡，时年五十一岁。邓宝珊将军主持了寇子严追悼会，其遗体被安葬于榆林城金刚寺之侧。

       独缺烈士张励吾的资料，在城南青云庵小学工作，希望能寻到张励吾烈士线索。（沈国磊整理）

【编辑：尹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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